国际化的世界观从建国方略看孙中山的世界观

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西方世界，还是近代以来的中国，都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“重大的变革”，与这些变革相关的有许多重要的观念，其中最重要的当推“世界”观念。近代以降，持续的变革成了近代中国的一大特质。其间，国人对“世界”的理解与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或左右着近代中国政治和文化发展、变革的走向与节奏，影响着各种政治和文化力量的消长，也书写了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世界观念史。孙中山作为开启中国政治近代化闸门的伟人，在他59年的人生旅途中，有50%的时间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。为推进中国的近代化事业，他的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地，正是这种主动接触世界的行为，使其对于“世界”的理解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深度。本文试图从孙中山的《建国方略》探寻其对于“世界”的独特领悟与界定。

一、“知行之辩”——顺应“世界”潮流

“回顾当年，予所耳提面命而传授于革命党员，而被河汉为理想空言者，至今观之，适为世界潮流之需要，而亦当为民国建设之资材也。乃拟笔之于书，名曰《建国方略》，以为国民所取法焉。”[1](P3)这是孙中山作《建国方略》的初始动因，即顺应“世界”潮流。一种能给社会带来巨变的观念通常是由异见者来供给的，虽然异见不见得都能成为这一类的观念。如明末清初，西方天文学中的“地球说”传入中国，被许多士大夫视为邪说。鸦片战争后许多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，面对来自域外的各种“异见”，不禁发出了“千古未有之奇变”的叹息。在近代中国，人们对西方的许多舶来品的认知大都经历了一个从难以理喻、无法接受到可以接受甚至心向往之的“期盼”的过程，“世界”观念亦然。

《建国方略》之《孙文学说》就是从心理建设角度，力图破除“知易行难”这一中国人几千年来信奉的教条，为人们认知“世界”提供科学启蒙和理性启蒙。以人们日常的电学、饮食、造船、作文、筑城、建屋、用钱、开河、化学、进化等十事为证，说明知比行艰的普遍现象。比如，“乃民国元年时，作者曾提议废金银，行钞券，以纾国困而振工商，而闻者哗然，以为必不可能之事。乃今次大战，世界各国多废金钱而行纸币，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张之法。盖行之得其法，则纸币与金钱等耳。”[1](P24)正是因为奉行这种“知易行难”的认知，国人才会在对“世界”的认识上裹足不前。早在万历十一年(1583年)，艰难进入中国的利玛窦，为了满足和赢得肇庆当地中国官员的好奇和好感，首次展示了他带来的世界地图，并于第二年又刻了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《山海舆地全图》。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，利玛窦又献给万历皇帝一册记载世界许多国家情况的《万国图志》。可过了两个多世纪，才有如魏源、林则徐般的中国人敢“开眼看世界”；而至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，仍旧只有少数开明之士能直面“世界”和“中国”。就孙中山所言，无论饮食、作文、建屋，还是筑城、开河、电学，甚至“自古制器尚象，开物成务，中国实在各国之先。而创作之初，大有助于世界文明之进步者，不一而足。如印版也，火药也，瓷器也，丝茶也，皆为人类所需要者也。更有一物，实开今日世界交通之盛运，成今日环球一家之局者，厥为罗经。若无罗经为航海之指导，则航业无由发达，而世界文明必不能臻于今日之地位。”[1](P43～44)中国曾在世界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只有打破“知易行难”的迷信，认识到晚清中国遇到了一个高度的“异质文明”和空前未有的挑战，认识到必须用一种超常的方式和途径加以面对，唤起国人自觉的整体性精神动员，才能真正面对和解决彼时中国的危机。这也是孙中山将其放在《建国方略》第一篇的用意。

二、“国际”概念的凸显

“国际”一词最早出现于1897年康有为的《日本书目志》中有关国际法的书名。*参见金观涛、刘青峰：《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：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》(第一卷)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附录的政治术语解释。次年，他在奏折中提到“国际公法”：“其民法、民律、商法、市则、舶则、讼律、军律、国际公法，西人皆极详明，既不能闭关绝市，则通商交际势不能不概予通行。然既无律法，吏民无所率从，必致更滋百弊。”*康有为：《上清帝第六书》(1898年1月29日)，载《康有为政论集》(卷一)，上册，第197页。1900年，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“国际”一词来自日本。“英国政府非欲以宗主权问题讨议于共和国。今共和国虽自认为国际(日本以国与国相交曰国际)上之主权国，然毫无法律上与历史上之证据，安足取信哉？”*康有为：《英国杜国之主权问题》，《清议报》第三十四册(1900年1月31日)，第8页。梁启超也认为“国际”来源于日语，但他将“国际”理解为交涉：“交通之道不一，或以国际(各国交涉，日本名为国际，取孟子交际核心之义，最为精善，今从之)，或以力征，或以服贾，或以游历，要之，其有益于文明一也。”[2](P13)在近代将“国际”一词赋予更多意义和内涵的当属孙中山。在《建国方略》中，屡次出现“国际”这个概念。“余以为舍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外，殆无他策。此政策果能实现，则大而世界，小而中国，无不受其利益。余理想中之结果，至少可以打破现在之所谓列强势力范围，可以消灭现在之国际商业战争与资本竞争，最后且可以消除今后最大问题之劳资阶级斗争。如是，则关于中国问题之世界祸根可以永远消灭，而世界人类生活之需要，亦可得一绝大之供给源流，销兵气为日月之光，化凶厉于祯祥之域，顾不懿欤！”[1](P107)“从利益问题论之，开发广州以为一世界商港，实为此国际共同发展计划内三大港中最有利润之企业。”[1](P164)“国际”一词在孙中山那里有了与“世界”既相同又不同的诠释。

文章来源：《国际药学研究杂志》 网址: http://www.gjyxyjzz.cn/qikandaodu/2021/0524/1349.html